1982年4月26日下午，广西桂林恭城县上空，民航三叉戟客机正在接近奇峰岭机场。机组人员中，有一名特殊的副驾驶——陈再文。他出身军人家庭，曾是空军飞行员，也有较丰富的飞行经验，却在这次普通的进场飞行中，再也没有返航。
这架飞机执行的是广州飞往桂林的三三〇三航班，机号为波音二六六，实际机型是英国霍克·西德利三叉戟二型客机。飞机接近桂林时，天气迅速恶化，云雾遮蔽了山岭，也遮住了飞行员对地形的判断。
下午四时许，飞机与奇峰岭机场塔台建立联系。机长陈怀耀报告准备下降，随后提出将高度降至一千五百米。塔台回复时，话语并不清晰，大意是机场尚在四十二公里之外，应当暂时保持高度。
问题就出在这句话上。
机组将塔台的意思理解成了“保持一千五百米飞行四十二公里”，而塔台原本想表达的，是距离机场仍远，不能过早下降。桂林一带山峰密集，恭城附近又有不少高山，飞机在云雾中以较低高度继续前进，危险已经逼近。
飞行员并非没有发现异常。只是当时航线经验、气象条件、通信表达和地形判断同时出现偏差，几种风险叠加在一起，便给了机组极短的修正时间。相关调查还提到，飞机在撞山前可能遭遇了低空风切变，这种突发气流会影响飞机的升降性能，使处置难度进一步增加。
当天下午四时五十分左右，三三〇三航班撞上距奇峰岭机场约四十公里处的山体。机上人员全部遇难，遇难人数为一百一十二人。陈再文年仅三十二岁。
消息传到北京时，刚吃完晚饭。这个曾经指挥千军万马的老将，面对的不是地图上的伤亡数字，而是自己亲手带大的儿子。家属悲痛万分，陈锡联却对前来慰问的人说：“他是空军嘛，没办法，家里的事情我来做。”
这句话常被后人反复提起，却不能简单理解成他不悲伤。恰恰相反，越是沉重的打击，越需要有人先站出来料理后事。陈锡联把情绪压在心里，承担起父亲、丈夫和一家之主的责任。军人的克制，并不等于没有眼泪。
陈锡联的一生，本就经历过太多生死关口。1915年，他出生于湖北黄安一个贫苦家庭，幼年丧父，曾靠给地主放牛维持生活。黄麻起义后，年仅十四岁的陈锡联参加革命，后来进入红军队伍。
红军时期，他曾因一桩极普通的吃饭小事险些遭到严厉惩处。那时，部队纪律斗争复杂，一顿油条和鸡血汤竟被扣上“吃喝”的帽子。徐向前得知后明确下令，已经抓捕的立即释放，没有抓捕的不得再抓。陈锡联由此躲过一劫，也记住了这位老首长的救命之恩。
战场上的陈锡联，后来以果断善战著称。抗日战争初期，八路军一二九师七六九团在山西代县阳明堡夜袭日军机场。1937年10月19日夜，部队以步枪、机枪和手榴弹等武器突入机场，击毁日军飞机二十四架，沉重打击了日军航空力量。这场战斗，也让陈锡联的名字广为人知。
有意思的是，这位在战场上敢于冒险的将领，对子女教育却十分严格。他不允许孩子把“将门之后”当成资本，更不赞成脱离基层、追求特殊照顾。陈锡联与陈赓交情深厚，后来又成为亲家。1949年，陈锡联与王璇梅结婚，婚后育有三子一女。
几个儿子中，长子陈再强和三子陈再方都走上了军旅道路。陈再方长期从事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工作，2011年7月被授予中将军衔。陈再文则选择了天空，经过严格训练成为飞行员，后来因空军与民航飞行任务需要，参与民航航班执行工作。
这份工作看似平常，风险却始终存在。飞行员技术过硬，并不意味着可以抵消天气、地形、通信和程序上的全部隐患。三三〇三航班的悲剧，正是多个环节同时失守后造成的灾难。
陈再文牺牲后，陈锡联没有要求特殊安排，也没有把个人身份摆到事故处理之前。他按规定办理后事，接受组织抚恤，并安慰家人继续生活。那句“没办法”，不是轻描淡写，而是一个经历过战争年代的父亲，对飞行职业风险和军人职责的沉重承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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